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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|陈江洪: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?******

  中新社巴黎1月29日电 题: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?

  ——专访知名法籍华裔画家陈江洪

  中新社记者 李洋

  2023年1月,法国发行由知名法籍华裔画家陈江洪设计的兔年生肖邮票,受到各界关注,很多民众在首发日当天在巴黎排队购买这套法国生肖邮票。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和法国邮政总裁菲利普·瓦尔出席邮票发行仪式,就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成功设计和发行向陈江洪表示祝贺。法国生肖邮票缘何受到如此高的关注?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?近日,陈江洪就此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。

法国邮政在巴黎举行兔年生肖邮票发行仪式,迎接中国农历新年。陈江洪为现场的法国民众签名留念。李洋 摄

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  中新社记者:请您谈谈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设计思路。您设计兔年邮票用了多长时间?它与您设计的其他年份生肖邮票相比有何新特点?

  陈江洪:法国兔年生肖邮票,对我本人来说有特殊意义,因为兔年是我的本命年,所以我对兔年邮票情有独钟。2022年夏天,我就开始构思兔年生肖邮票,想更好地表现十二生肖中兔子的特有属性,如温顺善良、聪明智慧、生机勃勃等。我设计这套兔年邮票大约用了两三个月时间。

  我从2019年开始为法国邮政设计生肖邮票,争取每年的生肖邮票都能体现一个concept(概念)。由于每年的法国生肖邮票版式是固定的,都采用两枚邮票和两枚竖版小全张的形式,所以从艺术整体性来讲需要统一的风格。我一般采用中国传统国画的技法,但仍然希望每年的生肖邮票有不同的设计变化,从邮票用色到画面情节能体现不同的故事性和趣味性。

陈江洪在兔年生肖邮票发行仪式上展示邮票设计原图稿。李洋 摄

  具体到兔年生肖邮票,两枚邮票小全张边纸上的兔子互相遥望,设计对称;其中1.16欧元邮票适用于法国邮资,1.85欧元邮票适用于国际邮资,方便使用者寄信到世界不同地方。我用玉兰花作为邮票小全张的背景,象征春节节庆的吉祥美好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还设计了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官方出世纸,上面除了印有邮票印样和技术资料,背景中还设计了嫦娥与玉兔,从而更直观地体现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。

 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庆节日,我每年设计生肖邮票都很细致用心,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大家带来对春节节庆幸福平安的向往。

陈江洪展示兔年生肖邮票。李洋 摄

  中新社记者:能否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生肖邮票的印制过程?生肖邮票是否能融入法国邮票的总体设计风格?

  陈江洪:我不仅设计生肖邮票,也协助监督邮票的印制过程。法国邮政的邮票印制严谨认真,包括邮票的打孔、套色印刷等技术流程都比较严格。印刷前,我要将邮票印样与我设计的原版图稿核对,查看邮票的工艺水平,如套色印制是否准确等。我绘制的生肖邮票原图稿非常细腻,层次感很强。而印刷出来的最终邮票成品距离原图稿多少有一些不同,但整体仍是过关的。兔年生肖邮票中我设计了金黄色月亮背景,原本希望能使用金粉印制,以便更好体现月亮的质感,但因印刷工艺太复杂而不得不作罢。2024年将迎来龙年,届时法国举办巴黎奥运会,我期待能设计和印制出不同凡响的法国龙年生肖邮票。

2024年巴黎奥运会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外景。李洋 摄

  我在法国生活很多年,法国文化自然会成为我的邮票设计元素,让生肖邮票融入一些法国艺术风格,展现一些“中西合璧”的艺术特色。例如此次兔年生肖邮票的设计,我受法式甜点拉杜丽(Ladurée)启发,使用了该甜点的颜色。相信法国民众能接受和喜爱我设计的生肖邮票。法国邮政对生肖邮票的设计也给予积极评价,基本上会采纳我就生肖邮票设计和印制提出的各种建议,希望我能够自由发挥,努力配合我的艺术创作。

  中新社记者:在您看来,法国发行生肖邮票对中法文化交流有何种意义?

  陈江洪:文化和艺术没有国界,人类情感都是相通的。中国生肖艺术与法国邮票相结合,无疑有助于中法文化交流。在我看来,法国邮政方面很重视对中国文化的推广,而农历新年生肖艺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,法国邮政希望通过生肖邮票让法国民众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,近年来也都举行生肖邮票发行仪式。前两年虽然有疫情,但法国民众参与生肖邮票发行活动仍然很踊跃。现在前来参加发行活动的人更多了,这肯定将进一步增进中法两国之间民心相通。

法国的中文爱好者在“2022巴黎•国际中文日”活动现场用中文表演中国传统曲艺节目。李洋 摄

  中新社记者:法国邮政应该希望您设计完整的十二生肖邮票,您是否已对未来几套邮票设计有了初步的艺术构思?是否计划对十二生肖邮票有完整统一的设计风格?

  陈江洪:法国邮政方面确实有此希望。我当然也希望能设计出完整的十二生肖邮票,而且在设计中考虑到完整性,每套邮票都能体现相应生肖的特色。从邮票观赏和收藏角度来讲,这十二套邮票需要有完整统一的设计风格,以便形成一个完整的“系列”,例如每年的生肖邮票都会印有中文的“中国新年”和对应属相的中文。

陈江洪展示虎年生肖邮票。李洋 摄

  我设计的第一套法国生肖邮票是2019年的猪年邮票,当时没有参与这套邮票的版式设计,因此这套邮票与我设计的其他年份邮票在版式上有所差别,猪年邮票上印制的中文“中国新年”字样没有使用红色春联的设计,而其他年份生肖邮票全都使用了红色春联的设计。红色春联具有浓郁的春节节庆氛围,能更好体现生肖邮票的主题。我可能会再重新设计一套猪年邮票,将红色春联背景设计加入,这样整个生肖邮票的风格就统一了。猪年在十二生肖中排在最末尾,猪年邮票恰好也应是十二生肖邮票的最后一套。

由陈江洪设计的部分法国生肖邮票小全张。李洋 摄

  中新社记者:我注意到您对家乡天津有特别的感情,这种对故土眷恋的情怀是否也融入到您的邮票设计中?除了邮票设计,您还有哪些设计计划,继续推进中法文化交流互鉴?

  陈江洪:天津是我的出生地,我很怀念。每年设计生肖邮票时,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在天津过年的情景:鞭炮齐鸣,满街春联,喜气洋洋,一派温馨热闹的景象;一家人团聚在一起,做一桌好吃的饭菜。那时候每过一年,就非常期盼着春节这一天早点到来。

  在我设计生肖邮票的时候,仿佛儿时记忆中的那些生肖故事又都回到眼前。我的生肖邮票设计采用了半写意半工笔的国画技法,天津充满年味的杨柳青年画对我的绘画风格也是有影响的。

市民参观“杨柳青青话年画”展。张云 摄

  近年我一直在法国做艺术展览,也制作各种图画绘本,其中一些也已在中国国内出版。我还在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,如参与根据我的绘本改编的舞台剧,在剧中现场作画,借此表现我的童年故事。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,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特别是绘画领域的交流。(完)

  受访者简介:

  陈江洪,知名法籍华裔画家,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,1988年入读法国巴黎美院,此后长期在法国工作和生活。他的代表作包括国画作品《钟馗》《幼鹰》《虎王子》等。部分获奖美术作品已经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。他的最新传统国画系列绘本《赶集》等作品集也在中国国内陆续出版。自2019年起,他为法国邮政设计生肖邮票,至今已有5个年头。

  • 走向世俗与儒雅——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******

      作者:丁红旗(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)

     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潮。随着儒学的沉浮,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,孔子形象的变迁附着了更多的政治、社会内涵,特别在汉唐时期。

    走向世俗与儒雅——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

      一 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

     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(169年)三月,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。文中,史晨一再强调孔子是“乾坤所挺,西狩获麟,玄丘制命,……为汉制作”“汁光之精,大帝所挺,……承敝遭衰,黑不代仓……获麟趣作,端门见征,血书著纪”(《隶释》卷一《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》),因是上奏尚书省,自是要谨重万分。显然,对孔子形象的描述,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的谶纬观念,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:其母颜征在“野合”,诞育了孔子,一如刘媪息止大泽,“梦与神遇”而产下汉高祖般,是应世感生,也即声称的“乾坤所挺”。“玄丘”,指孔子被称为“玄圣素王”。“有德无位”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,为此尊奉为“素王”;素王为汉制作宪法。孔子为黑帝水精,即水德,是尚法的象征。秦始皇定秦为水德,就是取其“刚毅戾深,事皆决于法……然后合五德之数”(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)。更何况,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,本就掌管、熟习律法。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,制定宪法,阐释天命,以推行教化,即水胜火(汉,火德,尚赤)也。对此,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,“文王既没,文不在兹乎”,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。

      这种比附下,各种《论语摘辅像谶》《论语素王受命谶》等踊跃出现,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。这中间的一个关键,就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,典型的就是《春秋演孔图》所描绘的“大九围,坐如蹲龙”,“首丘”“龟脊虎掌”等;“龟脊”,即凸起,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。

      与此尊崇孔子(时封褒成侯)及儒学在西汉元、成间的上升相联系的,是西汉中晚期以来,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、推尊的传统,如“光和元年(178年),遂置鸿都门学,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”(《后汉书》卷六十下《蔡邕传》)。同时,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,也一改画风,集中以“孔子见老子”、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,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:头戴小冠、长须、束带、长衣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,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,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,中间是一童子,即孔子的老师项橐。孔子身后,是陪侍的弟子,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、子路、子贡等五人。

      《春秋演孔图》的描述不免空泛,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。这类画像,集中在两个方面:一、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。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,约在元帝时期(前49—前33年)。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,即数量较多的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石(至少30块以上),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。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,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,其背略驼,却是一望即知。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。二、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。典型的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、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、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;但其帽饰(小冠、幞头、平冠)、身形(瘦削、粗壮)等都有明显差别。

     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,但细节上有不同——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。不过,附着在孔子形象上的不无牵强、粗鄙、浅陋的谶纬比附,所谓的“异相”,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,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;隋时,谶纬已完全衰歇、败落了。

      二 南朝:孔子人间形象的转变与彰显

     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,东晋、南朝,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、佛教等强烈的冲击,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。

      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(184年),党锢解禁后,晚年的郑玄在注释《论语》时,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,即剥离了各种《论语》谶的比附、神化,展示出了一位切实、活泼生动、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,一个更趋坦诚、真实的孔子形象。如郑玄对《述而》“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”的注释,就只是强调孔子“习读不敢懈倦”“汲汲然,自恐不能究竟其意”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。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,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,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,是一位蔼如的智者。这一倾向,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——范晔的祖父所继承。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,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、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,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。

      这样,明显有过多神化、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,枯竭了。

      与儒学的衰退相一致的,是这一时期的墓葬,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、勇士、烈女贤妻等形象,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。在南方,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(特别是南朝的帝王陵,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、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)等名士;北方则多为隐士、孝子形象(如《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》、北魏正光五年(524年)下葬的元谧石棺等)。

      不过,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,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,如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五至七有戴逵《孔子十弟子图》,陆探微《孔子像》《十弟子像》《孔颜图》,宗炳《孔子弟子像》,张僧繇画“仲尼十哲”等,但明显少了许多。在今孔庙圣迹殿,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,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,头戴平冠、褒衣博带、“秀骨清相”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、最理想的孔子形象。

      这是孔子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。

      三 隋唐时祭孔制度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

      在初唐、盛唐,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。两汉时,“先圣”成了周公的专称,孔子只好屈居第二,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“先师”。据《新唐书》卷一五《礼乐志五》、《唐会要》卷三五“褒崇先圣”条,这一时期尊崇、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:贞观二年(628年),罢周公,升孔子为先圣,以颜回配。贞观四年,诏州、县学皆作孔子庙。神龙元年(705年),以邹、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,以奉岁祀,子孙世袭褒圣侯。开元五年(717年),颁布诏令《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》,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。开元二十七年(739年),更进一步抬升,追谥孔子为“文宣王”,并褒赠“十哲”,东西列侍(《旧唐书》卷二四《仪礼志四》)。制度日趋完善,规格、地位日渐上升、稳定。重要的是,在浓烈的尊崇氛围下,更沿袭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,即借助科举的力量,《论语》成了一门必考科目,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。

     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,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。如檀州刺史韦机,显庆(656—661年)中“创立孔子庙”时,就“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,皆为之赞述”。

      与此相应,是一流画家阎立本、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的绘制与定型。

      今仍能一睹、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《孔子弟子像》长卷,绢本设色(今藏故宫博物院)。阎立本(601—673年),曾奉诏作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》《秦府十八学士图》《历代帝王图卷》,卒前曾任中书令,当日地位极为尊崇。阎氏生活的时代,正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,适逢其会,恰能作为规制,颁示天下。其所画,正是一位头着儒冠、长髯及颔、目光深邃、睿智,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;侧面;左手略微举起,一副正在讲解、授业的模样。唐时“孔庙”“先师”身份的界定,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。

     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、目光略微向上,为汉制作律法的《司寇像》,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。但其“口露齿”“眼露白”“重耳”等不免丑陋的异相,这汉时谶纬的遗绪,与唐人主流认知、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“先师”形象截然异趣。反倒是“圣迹殿”中陈列的刻石、传为吴道子所绘的“先师孔子行教像”,长髯飘飘,一副儒雅、蔼如的形象,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。

      阎、吴之后,可能因其盛名,或因诏令作画、版式一统等缘故,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,衰歇了——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,即一种粉本与经典,在世间流传。同时,又以绘刻、塑像的形式,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的全面拓展。

      《光明日报》( 2022年12月19日 13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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